周文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首席专家。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部署了“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等具体措施。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中国将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各国开放合作提供新机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挑战。对此，专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出版《强国经济学》等多部著作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周文对《金融时报》表示，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我们应当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对外开放之路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谈谈中国在全球化历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周文：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一方面摆脱了依附于发达国家成为其经济和政治附庸的命运；另一方面更摆脱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的叙事方式和道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每个国家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广大的渴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方案、新的选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确立开放发展新理念，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倡导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从国际层面看，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加速演变。同时，西方国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也更加突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际力量“东升西降”的态势更加明显，部分西方国家推行保护主义政策，全球面临开放与保守、“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在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抓住机遇实现民族复兴，是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任务。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国经济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从而实现质量变革，是我国对外开放工作必须把握的方向。

当今，对外开放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乱局中的“稳定器”、变局中的正能量。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开放发展也向着高水平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基本面暴露出一些结构失衡、供需失调等问题。从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角度而言，您认为开放发展的着力点在哪？

周文：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有效提升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调控效能。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对于实体经济而言，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世界市场之中，价值规律都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济规律。国际价值规律是世界市场之中调整国际商贸流通的基本法则，与国内价值规律相似，其基本内容是:国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参考马克思对于国内价值规律作用的分析，国际价值规律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至少应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发性调节生产资料和国际商品的全球流动，造就了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机遇；第二，鼓励各国科学技术提升和要素生产率进步，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造成国内与国际的不平衡发展，引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和部分发达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态度的逆转。

从实体经济国际价值规律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而言，以价值规律为核心机制的市场制度显然并不完美也无法实现自律，但目前确实因具有一定优越性而难以被其他制度替代，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使企业能够在国际上以一个相对较低的成本搜集信息和配置资源，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并消解不合理的特权。应该承认，中国4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所推行的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这也是我们现在反思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极对外开放并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能够脱离政府而自我运转的观点是一种落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所谓市场自律原则是值得推敲的，而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市场制度产生和变迁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以保障社会福利为目标进行调控，就可以凭借法令等强制形式来补救持续的制度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只有政府调控下的实体经济市场制度才能够在体现效率的基础上真正促进公平。一国若要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锁链中解放出来，就需要重新部署国家权力，对监管不力的市场出台更具干涉性的政策。

因而要进一步完善实体经济的开放发展，政府首先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积极的调控，这样市场才能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大部分后发国家而言，与其说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不充分，不如说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没有合理发挥。而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应主要体现在协调与引领本国产业发展、规避和缓解市场失灵问题两个维度。

第一，政府是实现实体经济起飞的决定因素。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与代表性国家的更迭可以看出，政府的合理作用是引领本国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东亚经济的强势崛起与拉美经济深陷改革失败的泥潭形成鲜明对比。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共性地发挥了实体经济指导作用，凭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成功缩小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具体表现为市场激励与政府指导的有机结合，有计划地制定产业政策和有步骤地承接其他发达国家产业转移，通过关税保护、直接补贴等方式扶持新兴产业与战略性产业的平稳发展，同时注重发挥国有企业在提供公共产品、提升科研投资等方面的正外部性作用。

第二，政府是克服实体经济市场失灵的重要力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有两方面表现:在商品生产方面具体体现为过程浪费和结构失衡，在商品消费方面具体体现为供需失调和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与合理把握经济规律，防范经济危机的强制性平衡机制破坏全球经济发展，政府发挥作用是克服市场经济种种弊端的必要途径。近年来世界市场的周期性危机与全球化中的无序性动荡，都印证了弱化政府作用、放松资本管制和自由放任市场的恶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停滞也是当前逆全球化现象的主要成因。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当前经济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全球化本身导致的，更不是成因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而是旧有全球经济秩序中“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导致的。

综上所述，政府在实体经济方面的财富创造能力或者生产性能力，已经不只局限于以往的公共产品领域。它一方面通过扶持与引导产业更好参与国际竞争，使得世界市场竞争主体更有活力；另一方面通过从需求和供给两侧规制经济波动的广度与深度，使得世界市场运行更加平稳。而未来要运用好政府的财富创造能力，就要在市场经济中努力推动政府作用，将政府亡羊补牢的消极作用转变为未雨绸缪的积极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崛起而不是西方衰落的原因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逆全球化”正在愈演愈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依然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建设。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文：新中国成立75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超过30%的贡献率，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领者。世界各国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部分西方国家将自身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问题归结于全球化，殊不知“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崛起而不是西方衰落的原因”。斯蒂格利茨也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问题的根源不是全球化，而是其全球化的路径和全球治理模式出现了问题——只给少数人带来了福音，大部分人并没有受益。

与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思潮盛行不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历史的政治经济发展大势，更加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的务实行动，跳出了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和西方狭隘的国家利益视角，以人为本建立全球治理的新机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发展新理念，符合人类的共同普遍利益。

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是长期趋势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全球化将走向何处？我们应当如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周文：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给全球化的未来带来了普遍性的疑问——全球化将向何处去。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面对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坚定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内需扩展潜力仍然巨大，拥有14亿多人口、庞大经济体量的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畅通供需循环、做强内需支撑、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我国要顺应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以人类普遍利益为关怀点建立全球治理的新机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开放、包容、和平、和谐共生发展，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配套建设，走出了一条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道路，这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必将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深，更加强调开放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将不仅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新动力，也将有利于强化国内“基本盘”支撑。只有建设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才能更加有效实现内外市场联通和要素资源共享，从而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我国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也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势。我们要依靠自身超大规模和统一市场的优势，积极参与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全面稳固国内经济体系循环畅通，进一步培育和激发国内市场潜力，以自身最大确定性抵御外部不确定性挑战。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也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动力。